他山之可，可以攻玉。西方问题，中国镜鉴。

摘自多维时报社长杨鸣镝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媒体与文化中国”研讨会的发言。
新闻网站的博客现象自从出现，就沉淀了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把握互动尺度的问题。美国已经开始有报纸在讨论是否将它们的编辑会议放在网上公开，《纽约时报》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最后决定，不能将如何制造《纽约时报》的过程当成是TV的脱口秀。
还有限制的问题。《洛杉矶时报》在与读者互动方面曾经走得很远，去年开辟了“Wiketorial”的版页，让读者参与写社论，因为网上出现攻击性和辱骂性的词语，几天之内关闭。社评版编辑Michael Kinsley曾经是这个主意强有力的推动者，后来离开报社。
维护专业标准的问题。应不应该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应不应该所有的报导都没有编辑。《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曾经对网站挂上“谁在博客”的盒子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怎么也想不清楚：有些没有事实依据或者引述错误信息的博客言论，怎么可以向他们花费数周做出的深入调查报告挑战？
投资人对传统媒体的缓慢步伐越来越失去耐心，Knight Ridder被McClatchy Newspapers Inc.收购，道琼斯换CEO，都和投资人的压力有关。Google、Yahoo的数字太让投资人眼红了。它们是不是媒体公司？它们毕竟都不生产传统媒体最核心的东西：内容。那么生产内容的媒体公司如何变，怎么改，是超速前进，也变成有些网站类似的大社区，还是把持内容根本，更加优化自身，等待收入模式的进一步完善。按照《经济学人》的观点，什么是媒体公司？这个问题是值亿万美元a gazillion-dollar question。
《纽约时报》上周出了点事儿：摩根斯坦利的投资管理部门拥有其5.6％的股份，它对《纽约时报》的经营非常不满，一是抱怨在过去12个月，《纽约时报》的股票下跌30％，过去连续3年，每年营运利润都在下跌，二是抱怨舒茨博格家族有权选13名董事成员中的9名，其他投资者没有实权。摩根斯坦利甚至拒绝在公司年会上投票。
传统媒体的管理者们承担着变革的压力，电子时代带给他们的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他们一方面需要追赶上新媒体的步伐，与投资人的眼光努力接近；一方面又要保护专业新闻标准的诉求。在新媒体下，未来媒体尤其需要整合型管理人才，他们既要懂新闻，又要识运作。他们开始扮演更实际的角色，在市场变迁和新闻理念之间寻求可操作性。
将人才培训成三头六臂是不是未来媒体的理想人才？普利策奖评论奖得主专栏作家Nicholas D.Kristof就被网友说，他们不否认其得奖作品写作的精彩，但他的网上播音却实在不敢恭维。传统媒体开始拥有自己的网上网下的产品，那么哪一种媒体应该占先，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故事用在网上，什么报导适合网下，我们会不会“自己独家了自己”等等，都是编辑们经常要想的问题。所有这些整合和24小时运转都不是在追求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怎么不同，而是两种媒体力量如何互补和协同作业。
网路技术发展的迅猛让新闻从业者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很多问题，所有的行动更多的都是一种尝试。如今，美国从大城市的主要日报到最小的地方报纸，不仅是记者编辑面临专业挑战，而且更是管理者们发现，他们的一些作为也没有先例可循。管理者面临的新问题大大小小，包括记者在网上博客的时间，是否支付额外薪水，支付多少；报导如何更加合理的安排，编辑上的整合管理和应对工作量的增加，最后，新闻质量如何得到保证，等等。虽然新闻部门的整合在各大媒体已经真实地发生，但就是《今日美国》，报纸部份有550人，至今也没有专门的网上记者。《芝加哥论坛报》花了1年的时间推出24小时网站，现在也只有9个全职人员。
媒体未来不论如何变化，对专业从业者来说，新媒体的技术革命应该成为追求真相报导能力的延伸。因为媒体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新闻的基本精神应该还在。我个人比较欣赏欧克伦给我email中写的一句话：“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将需要他们永远需要的一种能力：做野心勃勃的好采访和写非常漂亮的文章，还有以吸引人的方式整合调查。”
在新媒体下，中文媒体和英文媒体的区别和差距。简单地说，我认为两者在大环境下的可比性很低。中国大陆有意识形态的羁绊，台湾将政治娱乐化，香港将一切娱乐化，海外中文媒体更多地面临受众分散和市场问题。但从新闻专业标准的角度相比，西方媒体已经走在前方很远。尤其在新媒体下，专业标准的探讨还会更深入和增添更多层面。
要说中文媒体完全没有一个新闻专业标准，也不公平。中国大陆的《财经》和邱立本的《亚洲周刊》都在做了很好的尝试。但一个专业的新闻标准在中文媒体里比较模糊和没有普遍性，杜维明教授提到agenda-setting的问题，如果中文媒体世界的专业标准没有在新媒体成型之前形成，那么媒体专业人掌握agenda-setting的时机就会丧失。
未来的中文媒体是否能够开创自己的一个专业标准，还是会因为媒体的电子化和全球化，而让西方媒体进入，都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