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经济有影响力的人们中间有多少真正的多样性呢？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鼓励这种多样性呢? 

    无论在深圳还是128号公路基于麻省理工学院创意的环波士顿公路，两侧为高科技产业密集区，我都坚信企业家是创新的发动机。我也是一个真正的熊·彼特思想的信徒——那个20世纪的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说“创造性的大破坏暴风正横扫工业界并用创新之力将其改头换面”。

    因此，我自然地信奉硅谷, 它既有自己的辉煌成就，又是其他地区的楷模，让它们为自己独特的文化增加创新因素。硅谷过去将近五十年来一直在做的正确事情就是吸引、培育和支持企业家精神。

    硅谷的最新成功范例包括亚裔企业家们所做的贡献。我最近一次在硅谷逗留时常感到自己虽是欧裔美国人，又如同一个少数派，不过我认为这也许正是硅谷成功的秘密！为什么? 理由是：在全球经济中, 无论我们来自何处，都需要取得竞争优势的能力。那未必是“持久优势”，因为在飞速变化的竞争市场中，“持久性”可能不过是幻想。但只要你有“竞争优势”，就可以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在某个重要方面与众不同。

    取得“优势”的秘密在于尽可能利用各种不同方式来思考这个世界、或某个市场、某个客户，然后根据这些不同寻常的思考采取切实的行动。拥有更多的人是产生不同寻常的想法的一个方法；但拥有更多不同的人则是更好的办法！硅谷的真正优势不在于仅有华裔企业家, 还有印度裔企业家、拉丁美洲裔企业家、欧洲裔企业家乃至美国土生土长的企业家。混合多元比简单相加更重要。正是在这种混杂的人群中，你才能见到更多的创新， 这里的交流也有趣得很！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在如此大的国家里，真正对经济有利的多样性在哪里呢？有些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北方人与南方不同”等等。但可能真正有意义的提问是“多少多样性是足够的？”

    上世纪50年代, 英国精神病学家和控制论专家W·罗斯·阿什贝提出了一条“必要变化定律”。其基本内容是：复杂的环境要求复杂的反应，要想适应周围世界的变化，需在一个组织、倡议或思想内部有足够的变化。

    同样，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应付全球市场的复杂多样性，就必须在思维上准备充分的多样性。如何实现这一点呢？那就是在我们的创新活动中使用一套不同的见解、经验和意见。

    在中国，对经济有影响力的人们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多样性呢?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鼓励这种多样性呢? 不少中国企业增加临时雇用的外国职员：联想集团在这方面比较成功，搞出了触摸板驱动程序；其他一些公司却试图通过雇用外国高管来获得人才资源。但这样的外国人不过是沧海一粟。再如，中国本土的商学院（中欧除外）的教职员名单，其国籍保持均一，这对实现创新很不利。

    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评论道：中国创新和西方创新之不同在于：西方的创新者努力寻找尚未被利用的市场机会；而在中国，创新者往往寻找的是已存在的创新，考虑的是如何降低成本。那时我很惊奇，但如果结合不同社会间的多样性，这也在意料之中。

    创新作为未来的经济优势，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多样性在创新型的劳动大军中将决定竞争的输赢。如果中国希望以更多的创新思想来提升自己的价值阶梯，就需要努力在创新的多样性上缩小与外界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