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开放全球经济的责任主要在“富三极”，然而事实是，他们不愿承担这一责任 

   当下全球有超过60亿人口，其中有15亿在12岁到24岁之间，他们中90%在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有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90亿。尽管前20年确实见证了现象上的发展，包括很大程度上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不断融合，但世界大部分公民只能享受很小的人类尊严，这方面还有巨大的工作要做。目前至少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们都不能达到这一最低水平。 

    21世纪的最初10年，全球条件呈良性态势。这部分归功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火车头效应，我们在低通胀的同时获得空前增长。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目前全球经济出现暴风雪，且观察人士认为随之而来还会有很多。因此对于减少贫困这一问题的乐观情绪可能要被浇灭，甚至有颠倒的危险。这不仅威胁世界经济与社会，也将严重影响世界和平。 

    正如最近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发布的报告《可持续增长与可兼容发展的战略》中所言，增长是必需的。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说：“我们选择聚焦于增长是因为我们认为对于实现人民和社会关心的大部分目标来说，增长是必要条件。其中之一显然是减少贫困，但还有有待深入的。健康、生产性就业、更有创造力的机会，所有这些对那些严重依赖资源和收入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不该拼命花大量时间在维持家庭生存上。” 

    尽管增长难以捉摸，经济学家很难理解它背后的成因，但现实经验包括：自1950年以来，13个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或以上的增长率。190个国家中的13个低于10%。尽管增长来源难以捉摸，但仍然有迹可循。 

    在评价13个经济体的同时，另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达到增长没有特别的公式，也没有灵丹妙药。世界并不“平”，相反的，它由众多不同的文化组成。如同量体裁衣的道理，增长的战略也不能盲目套用。增长和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清楚，也应该取得共识：为了实现增长，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正是在这个点上，我们容易进入危险可怕的境地。因为当增长放缓时，特别是在衰退时期，典型的本能的政治反应就是寻求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反过来降低增长，这样又将滋长保护主义。这就是曾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岌岌可危时沉淀的一种循环。 

    相信历史不会重现的想法是一种可怕的自我满足。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不倾向于从历史中学习。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保护主义爆发的话，大部分目标，实际上主要目标会是中国。 

    我的观点是保持开放全球经济的责任主要在“富三极”：欧盟、日本和美国。然而，这三极经历着或政治领导的明显虚弱，或政治的转型。事实是，他们不愿承担这一责任。相反，这“富三极”是保护主义的主要鼓吹者。 

    要使世界经济免于未来的骚乱，就需要由越来越多充满活力的新兴贸易经济来担负起责任和领导力，应对开放的全球事务。中国的角色尤其关键。 

    为实现“和平发展”，中国不仅需要以合理的方式处理国内事务，也需在“开明利己”的基础上显示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责任和领导力。 

   （作者为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洛桑IMD埃维昂组织创办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