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天，35岁的尉文渊被摆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坐标系的原点。他以首任总经理的身份，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之锣，推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启动之门。 

他力主市场扩容、尝试取消股票价格管制、首创无纸化交易、推出国债期货……在随后的近20年里，尉文渊和他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引领着市场画出了一根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A股进化曲线。在他因为“327国债”事件离任后，这个市场依然势不可挡地膨胀开来，2007年10月，当初低至95.79点的上证综指一度突破了6000点大关，A股总市值更达到过30万亿元的峰值。 

虽然离开市场一线多年，但从尉文渊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里仍听得出浓厚的参与色彩，后来我们放弃了请他跳脱出来点评这个市场发展历程的图谋。他不必见证历史，他就是历史。 

《中国企业家》：现在回头来看，你认为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哪些环节可以做得更好？ 

尉文渊：当时组建上交所，我们都是模模糊糊地做，因为大家都不懂怎样的机构才是最科学合理的。回顾历史，我们当时搞股票市场确实早了一些，条件都还不具备。比方说，我们需要的在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认识与支持还不够，导致我们做事躲躲闪闪，要避免很多敏感的问题。 

这些先天条件的不充分，给中国股市初期的发展带来很多制衡和影响。例如，我们早期比较注意改善股票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可是这样运行了一段时间，圈钱、不注意保障投资人利益等现象都出来了。还有早期搞的股票无纸化，很多证券公司借此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直到很久以后《证券法》实施才实现了第三方存管。 

这些都是源自我们早期认识不足，可是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低层次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股票市场起步以后，这些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我们曾经受到过困扰。 

《中国企业家》：能不能理解说，再来一次的话，您会希望等上几年再做设立上交所这件事？ 

尉文渊：倒也不一定这样讲。就中国的改革发展历程来说，我们当时受的教育都是“大庆模式”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从技术上讲，不具备创立股票交易所的条件。但是从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改革发展进程来讲，那个时候是战略上需要在资本市场做出这样一个突破。那是特殊历史时期催生的。为什么当时选在1990年筹建，而不是1991、1992年？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会暂停改革开放，甚至倒退回去。当时的中央领导毅然决定，告诉世界中国不仅不倒退而且要继续改革开放，在开放南方沿海地区的基础之上，还要把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拿出来开放。 

现在回忆这段历史，我还很佩服小平同志等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眼光。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评价近二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的快慢？ 

尉文渊：我觉得是快中有慢。和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比较，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年轻，但又发展得非常快，这是毋庸置疑的。 

评价发展快不快的同时，还应参照是发展得好不好。我们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企业制度的改革、对全民投资意识的培养与提高，都在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在市场体系中间，很少有一个市场能像资本市场这样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起到这么全面、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快速发展，我们也就无法完成经济发展、民族复兴所提出的需求。所以这个快是应该的。 

为什么又有慢呢？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贫瘠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它先天不足，还要处理很多新兴市场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它都必须面对和承担。 

速度不是一个可以主观假设的东西。当时的观念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现在市场观念转变了，觉得国有资产通过上市可以流通，资本市场提供了很多资产重组、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认识同样问题的角度就变了。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说“当初早做（国有股减持）多好”，但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而已。 

《中国企业家》：这么多年过来，你最喜欢别人给你的哪个称号？ 

尉文渊：我当时任上交所总经理的时候35岁，人们赋予了很多赞誉。海外有人因为我年轻叫我“证券神童”，有的因为我当家叫我少帅。后来有的人说“股市创始人”，还有因为不了解情况的以为我是垂垂老者，叫我“尉老”，各种说法都有。但在我来说，对那些年轻的评价会更喜欢一些，因为那些语境能反映当时我们年轻人的青年奋发、敢为天下先，让我停留在那个青春的时光。 

《中国企业家》：你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尉文渊：快，变化大。不光是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心态，整个社会的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30年的辉煌，绝对是中华民族近现代社会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