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包括国际货币新格局，最有可能的还是通过各经济体之间不合作的博弈而产生              

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金融峰会，中国也在应邀之列。在检讨和反思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和建立新型国际金融格局高涨的呼声下，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参与这一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国的利益何在？在考虑中国的基本立场时，应特别注意哪些因素呢？ 

                     没有主导权的博弈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世界各国, 包括发达国家，都对现行国际金融格局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不满。现有国际货币和金融格局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之上的， 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中包括1971年尼克松总统在戴维营关于取消美元和黄金挂钩关系的宣言，以及1990年以来前苏联主导的经互会（CMEA）可兑换卢布的崩溃，再到欧元的崛起。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不少意见领袖和政客甚至将今天的金融危机归咎于长期以来各国货币力图以各种方式与美元挂钩，从而导致美元汇率过高，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信贷过松、私人部门借贷过多。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美元和欧元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因此美元和欧元区国家事实上左右着全世界的货币供给，影响各国货币政策，因而导致国际经济失衡，同时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对其本国的金融机构长期监管不力，造成了金融危机，危害了其它国家的利益。 

所以，世界各国出于不同的考虑，对于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都表现出改革的愿望，改革的呼声在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了新的高潮。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08年的世界和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的世界截然不同。当今的世界，没有因为世界大战导致的战胜国和战败国的鸿沟，也不存在着像日不落帝国（英国）、前苏联、美国那样的绝对霸权。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今天的美国也绝没有二战之后那样的强势地位。而且，这次金融风暴恰恰起源于美国本身，这就使得美国在关于国际金融新体系的协商中远远没有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那样的主导权。 

然而，危机当前，一个普通、典型的美国公民，甚至是一个精英学者，会很自然地认为美国不需要其它国家的援助、美国完全可以凭一己之力化解这场金融危机。在他们看来，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升值证明了美国金融体制和美国经济的全球吸引力，同样，美国国库券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尽管将有七千亿的增发，却反而走俏、收益率下降。在他们看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危机之后，全世界人民处于不同的考虑，心甘情愿地增持美国国库券，美国仍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美元仍然是最坚挺的国际货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这场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协商和谈判，其议论性大于约束性，其论坛性大于协商性，其象征性意义很可能大于其实质性的内容，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指望这场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谈判、协商能够产生出类似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那样的强制性的、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也就是说，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包括国际货币新格局，最有可能的还是通过各经济体之间不合作的博弈而产生。 

中国的基本利益 

尽管这次谈判很可能产生不了实质性结果，但谈判本身也是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这场博弈中，中国尽管不一定非要争取成为主导者，但需要展现出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具有的责任心和基本领导素质。做出这一判断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把这场关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讨论放在世界全球化以及反思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虑。全球化为各国带来了福祉，中国更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必须看到，在这场全球化运动中，也出现了大量反思的呼声，包括许多欧美精英知识分子。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体现出自身的责任心和基本的领导素质，向其它国家释放这样一种信号：“中国不只注重自身的发展，中国也高度关注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在以上前提下，中国在这场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博弈中具体有几个具体的利益所在： 

1．维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告诉我们，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将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能力。显而易见，全球金融的稳定对中国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也直接影响着中国自身金融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关乎到中国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此，在全球金融稳定这一点上，中国与世界各国应该是高度一致的。 

2．在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下，各主要经济体间的货币汇率相对稳定。 各主要货币的汇率不出现大的波动，在适当调整的范围内保持汇率的稳定，不仅对于像中国这样物价调整较慢、经济规模很大的经济体具有直接影响，而且如果各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具有共识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必然升值，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我们希望这一过程是可控的。 

3．为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创造条件。中国的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风暴来临之时，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外汇储备的保值或贬值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格局。 

4．稳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因为任何大国的货币必然成为国际货币，而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利益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渐进式、能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即能保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又能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 

                         中国应取的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推出以下可供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新秩序谈判中应该采用的策略： 

1．加强各国及跨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和监控。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教训便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也不稳定，而且其金融危机的波及面比新兴市场国家更大。因此，中国政府可以联合其它国家一起建议，加强对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监管，以及跨国资本流动的监控。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国际机构定期地研究报告各国金融运行基本情况，也可以由这个组织向各国政府建议金融监管措施。该组织既可以在IMF的框架下建立，也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条约性组织——它不一定具有约束性，但是具有研究性、建议性和信息性。关于这一点，各主要发达国家已纷纷表示意向，应该不会有大的争议。 

2．协调各国的金融营救计划。金融风暴来临之时，由于各国金融市场高度相关，各国的金融救助计划需要协调。比如，对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应保持一定的政策一致性。又比如，各国出台金融救助措施，应具有一定的一致性，避免因不合作性而出现的对各国不利的后果。 

3．在IMF框架下的改革。尽快推出新式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方案。在IMF框架下，呼吁继续加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特别值得研究的是，可以考虑建议IMF的储备货币由单一的美元转换为多货币，包括欧元以及人民币，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各国借贷的币种已经不只是美元，IMF很自然地应该提供相应币种的援助。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借贷的重要币种，因此中国对IMF的投票权应以人民币注资为基础。 

4．各国应对主要货币间汇率的相对稳定有所承诺。这一点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条款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左右汇率的走向，但是各国政府应该努力至少应该承诺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相对稳定，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文章成稿于11月10日）